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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上)

来源:未知   网址:http://www.whcqmls.com   时间:2020-10-02 17: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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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上)

  (1)审判阶段,律师能不能做无罪辩护?根据刑诉法第二百零一条,人民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除了要审查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合法性,仍然要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进行实体审查,那么,是否应当在认罪认罚审理程序中允许辩护人做无罪辩护?否则,法官单方是否能保证认定准确?现在的情况是,律师如果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提出无罪辩护意见,法官即不再继续适应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使被告人失去从宽机会。

  (2)承载现代司法宽容精神。如对未成年犯罪处置的宽容,刑罚的逐步轻缓化,简易程序的设置,社会行刑化运动的展开,恢复性司法的发展等等,都在极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司法的宽容精神。彰显刑事追诉的人文关怀。

  2016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2016年9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前述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速裁程序试点纳入其中继续试行。

  。法院庭审环节同样体现简略的新变化,表现为普通程序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的简化或者省略,简易程序、诉裁程序可以省略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程序,重点听取控辩双方的量刑意见,法官通过询问被告人等方式形成对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内心确信。但是某些特定的程序是不能简化和省略的,包括审判长宣布法庭的组成、诉讼权利的交代和被告人最后陈述环节,如若被告人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法院审理案件时还需保障辩护人提供辩护意见的权利。

  有正当理由的,司法机关应予支持,并倒查责任。无正当理由的,司法机关应予约束,除了具结书内容失效之外,不以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其中在起诉前反悔的,检察机关应当根据反悔后的事实、证据依法提出量刑建议;在法院审理期间反悔的,法院根据反悔后的情况决定是否转换程序,并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判;在判决后提起上诉,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的,检察机关应当提出抗诉。

  c. 撤回的效果。第一,对于被追诉人而言,撤回认罪认罚属于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不能将其视为认罪态度不好的表现而“罪加一等”;第二,一旦被追诉人选择撤回,检察机关需要向其说明撤回的效果,包括可以被采取羁押措施、不再享受量刑优惠、且不得再主张适用特定程序等内容,确保被追诉人对是否撤回以及撤回的效果做出理性判断;第三,由于被追诉人选择撤回认罪认罚,那么,检察机关应当重新审查公诉证据材料,在程序转换阶段可有权申请补充侦查等,确保指控犯罪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

  “认罚”一般要求被告人必须接受法院最终判处的刑罚,但并不禁止被告人对有罪判决的量刑部分提出上诉。

  ③ 被追诉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对此类案件,司法人员还会就量刑建议、案件审理适用的程序等事项听取被追诉人意见,被追诉人还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除了极少数可能由于后来发现了新的重要的证据,足以推翻原来对案件事实和性质的认定之外,大多是由于司法人员和被追诉人自身的原因:就司法人员来说,可能由于办案作风不正或者业务水平太低等原因,致使认定案件事实、性质错误;就被追诉人来说,有的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违心承认所谓的犯罪事实;有的可能对自己行为的性质认识错误;有的可能对法律关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不了解;等等。被追诉人在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错误地作出认罪认罚,其后予以反悔与纠正,自然具有正当性。

  存有争议。强调被告人对被害人予以恢复性补偿有其必要性,被害人作为刑事犯罪的受害主体,有必要参与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追责程序中。但是,为确保认罪认罚制度适用的效率性,防止因被害人主观情感的变化而导致协商过程随意变更损害诉讼程序的确定性,被害人不宜作为参与主体而对案件协商过程产生实质影响。当然,在适用认罪认罚制度阶段,被害人的利益仍由代表国家行使追诉权的检察官代为主张,可将被害人的受损利益获得弥补作为认定被告人认罚、积极退赃退赔的合理条件之一,且将被害人获得赔偿的程度与被告人可能获得的从宽幅度直接挂钩,调动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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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观点:认认罪认罚从宽不是单一的法律制度,而是自首、坦白、速裁程序、和解程序等法律制度和诉讼程序的集合,认罪认罚也不是单一的量刑情节,要分别适用自首、坦白、当庭自愿认罪、真诚悔罪认罚、取得谅解和解等法定、酌定从宽情节。“可以”从宽应当理解为一般应当从宽,没有特殊理由的,都应当体现法律规定和政策精神,从宽处罚。

  ② 被追诉人认罪认罚非出于明智的。认罪认罚非出于明智,有的可能是司法人员没有依法告知其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有的可能是司法人员虽作了告知,但未予释明,而被追诉人又因文化程度、认知能力低等原因对告知的内容不甚理解或产生误解;有的可能是被追诉人因听力障碍没有听清司法人员告知的内容;等等。

  法官对于程序适用建议和认罪认罚协议享有是否同意的最终裁判权,如果法官认为案件处理存在禁止适用该制度的情形的,可依法直接拒绝检察院的建议、否定认罪认罚协议的效力,转由其他法定程序审理此案。同时,如果发生被告人主张撤回认罪认罚供述或者检察院主张撤回认罪认罚协议等情形的,法官则依职权审查相应主张的合法性、正当性并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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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从程序法上看,“认罪”在不同诉讼阶段以及不同审判程序中具有不同的要求。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初期,只要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和提起公诉时以及案件进入审判阶段以后,必须同时承认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其中适用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还必须认可指控的罪名。

  第一,检察机关可否撤回原来的从宽决定或者建议?出于对公权力机关决定权威性的考量,一般而言,法律不应当允许检察院对认罪认罚协议的撤回。但在特殊情形下,如检察院发现新证据、新事实足以改变案件实质结果(如实际罪名与承认罪名不一致,或发现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时,应当允许检察机关撤回承诺。但该撤回也需在法院确认之前作出,否则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第二,检察机关能否对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案件作出实体性处理,比如作出不起诉或者暂缓不起诉决定?结合《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等条款之规定,普通刑事案件中如果存在符合法定不起诉等适用条件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对此类案件作出包括不起诉决定等方式在内的实体性处理。但是,由于在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处理案件中有控辩协商协议等特定内容,则此类案件必须经由法院审查,如果被告人符合相应的法定条件,则法院可以对被告人作出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控方证明责任的变化

  ,因此,在审判阶段是否需要开庭、开庭审理的环节等也需要区别分析。而这直接决定了法院审查确认的方式。例如,对于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简单轻微案件,法庭审理直接省略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环节。而对于可能判处较重刑罚的案件,尽管控辩双方达成一致协商,但由于案件性质的差异,法院仍须在被告人及其律师、检察院公诉人同时到场后,开展讯问被告人是否充分知悉适用认罪认罚的法定后果等一系列活动,促成法官审查后形成内心确信并依法作出裁判。

  第一,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承认检察院指控的各项犯罪事实;第二,犯罪嫌疑人接受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或与检察院达成量刑协议;第三,犯罪嫌疑人自愿选择适用某一诉讼程序来审理己案,如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等;第四,犯罪嫌疑人自愿接受因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后的法定后果,包括上诉权受限等内容。协议书需要经过控辩双方的签字确认,有辩护人参与的还需辩护人签字。在此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可主张撤回认罪认罚的供述。在审查起诉阶段

  2003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颁布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若干意见(试行)》,在该《意见》中明确提出了“认罪”的概念:即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由此开始了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认罪从宽处理的司法实践。

  (1)公正基础上的效率观。从宽制度案件大多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和简化的普通程序,可以大大提高效率,缓解案多人少的局面。

  法院需要对认罪认罚协议的合法性、正当性予以审查,只有在同意控辩双方协议的前提下方能审查同意适用认罪认罚制度。需要说明的是,案件类型的差异、可能判处刑罚的差异等均会影响案件处理的诉讼程序类型

  2014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在北京等18个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当事人对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的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盗窃、诈骗、抢夺、伤害等情节较轻,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提出了进一步简化被告人认罪案件中相关诉讼程序的要求。

  张南宁,中共党员,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董事兼刑事业务部主任,国家一级律师;中南大学硕士、中山大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证据科学研究院博士后,英国伦敦学院大学访问学者;曾在牛津大学法学院、剑桥大学法学院、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交流,主要研究方向为证据法。在国内外法律权威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17篇,专著、参编10余部著作。参与多项立法建议讨论活动。现为最高人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课题组、中国司法文明评估课题组成员;兼任湖南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导师。2013年获全国首届法学博士后科研成果二等奖,同年入选全国律协涉外律师“领军人才库”,2019年入选湖南省法学会、省政法委法律专家库。曾承办三十余起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疑难案件。

  到2014年,“全国法院刑事一审收案104万件,比上年上升7.09%,占刑事一审、二审、再审案件总数的89.32%……判决生效被告人118.5万人,上升2.24%。”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案件和暴力犯罪案件全面下降的特点下,轻微刑事案件的数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且占总体刑事案件数量的比重越来越大。